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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金調整釋明制度之探討
2020-11-19 10:31:37 | 來源:人民法院報 | 作者:睢曉鵬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二十七條規定了違約金調整的釋明制度,該條第一款規定:“買賣合同當事人一方以對方違約為由主張支付違約金,對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無效或者不構成違約等為由進行免責抗辯而未主張調整過高的違約金的,人民法院應當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責抗辯,當事人是否需要主張調整違約金進行釋明?!钡诙钜幎ǎ骸耙粚彿ㄔ赫J為免責抗辯成立且未予釋明,二審法院認為應當判決支付違約金的,可以直接釋明并改判?!泵穹ǖ涞谖灏侔耸鍡l第二款規定了違約金調整問題,但釋明制度并未入典。由此,曾頗受爭議的違約金調整釋明制度存廢的問題,在民法典施行后應如何理解和適用,成為實務中一項爭議的問題。

  一、意思自治與實質正義之爭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痹摋l繼受自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但并未吸收上述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的內容。事實上,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和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二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存在不同的價值判斷,即追求實質正義抑或意思自治。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強調當事人意思自治。該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違約金的數額,也可以約定損失的計算方法,當事人約定違約金數額或計算方法屬于其意思自治的范疇,裁判機構應當予以尊重。但是,因為我國合同法以損失彌補為原則,以懲罰性違約金為例外,當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實際損失時,法律為違約方提供了修正違約金約定的機會。該違約金的修正,以當事人提出聲明為必要,以防止裁判機構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干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七條規定,強調違約金的調整以當事人通過反訴或抗辯的方式提出為必要。

  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二十七條第一款強調實質正義。買賣合同司法解釋出臺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印發《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指導意見第5條規定:“現階段由于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和影響,民商事合同履行過程中違約現象比較突出。對于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所約定的過分高于違約造成損失的違約金或極具懲罰性的違約金條款,人民法院應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等關于調整過高違約金的規定內容和精神,合理調整違約金數額,公平解決違約責任問題”,并同時于第8條規定:“為減輕當事人訴累,妥當解決違約金糾紛,違約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無效或不構成違約進行免責抗辯而未提出違約金調整請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就當事人是否需要主張違約金過高問題進行釋明?!鄙鲜鲆幎耸亲罡呷嗣穹ㄔ簽榱藨獙鴥群暧^經濟環境的變化和影響,實現實質性的法律公平而提出的司法政策。將上述指導意見與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二十七條第二款進行文字比對,可以發現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二十七條脫胎于指導意見,只不過其將“可以”變更為“應當”,更進一步地將釋明作為一項強制性法定程序。

  二、對違約金調整法官釋明制度的反思

  首先,從比較法的角度而言,不存在對是否提出違約金調整抗辯釋明的立法例。對于違約金的調整,國外有依職權和依聲明兩種不同的立法例。前者如瑞士債務法第163條,其規定為“法官得依其裁量,酌減過高之違約金”;后者如德國民法典第343條前段,其規定為“違約金之金額過高者,在債務人提出申請時,得以判決減至適當之金額?!蔽覈贤@采德國之立法例,但查德國并無違約金調整的釋明制度。

  其次,從訴訟法的角度而言,是否提出違約金調整的抗辯不屬于釋明的范圍。國外是否有相似立法例,并不構成否定釋明制度的根本理由,創設具有我國特色的法律制度,在我國合同法立法史上不乏其例。唯從中立原則出發,法官的釋明并非不受限制。所謂釋明,是指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陳述的意見或提供的證據不明確、不充分、不適當的情形下,法官依法對當事人進行發問、提醒、啟發或要求當事人對上述事項作出解釋說明或補充修正的訴訟行為。但釋明僅限于訴訟程序上、事實上和法律上的釋明,而不包括對當事人是否行使某項權利或抗辯的釋明。對后者進行釋明,其實質是幫助當事人提出權利主張或抗辯的事由,違反了中立原則(與之相似的是訴訟時效抗辯問題)。

  最后,從司法實踐的角度而言,對是否提出違約金過高抗辯的釋明導致約定違約金制度功能喪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目的,一是敦促當事人嚴格履行合同,二是減輕守約方對其損失舉證的負擔。買賣合同司法解釋要求人民法院“應當”釋明,因違約金調整的參照系為守約方所受損失,前述指導意見雖規定違約方對違約金約定過高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但同時又規定非違約方主張違約金合理的,亦應提供相應的證據。然而,根據證據最近原則,違約方對守約方的損失幾無舉證的能力,在相當多的案件中,守約方對其損失的大小也難以確切地舉證證明,故而實踐中通常將相應的不利后果歸由守約方承擔。法院在釋明后,通常會酌情調整違約金,使得違約金以調整為原則,以不調整為例外,敦促合同履行以及減輕守約方舉證負擔的制度目的落空。

  三、違約金調整制度的重構

  對任何法律制度的理解,都離不開其制定出臺的背景。如前所述,違約金調整釋明制度,最早規定于指導意見,而該意見的制定,則正如其指出,是“因全球金融危機蔓延所引發的矛盾和糾紛在司法領域已經出現明顯反映,民商事案件尤其是與企業經營相關的民商事案件呈大幅增長的態勢;同時出現了諸多由宏觀經濟形勢變化所引發的新的審判實務問題?!痹谶@樣的形勢下,針對實務中與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密切相關的普遍性問題、重點問題,通過構建違約金調整釋明制度等新規則,有效化解矛盾和糾紛。然而,司法政策出臺的時代背景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司法實踐中提出違約金抗辯已經成為司法活動中的一項常識,釋明制度應當功成身退,重新回歸違約金調整的制度為初衷。民法典未吸收違約金調整釋明規則,而重申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依當事人聲明規則似乎也可視為立法者對此項制度存在的疑慮。筆者認為,根據違約金調整的制度目的,應廢止法院釋明制度,同時應遵循下述兩項原則:

  首先,違約金以不調整為原則,以調整為例外。違約金是當事人對違約后損失的預定,而違約金調整的目的,是為了貫徹違約金的填補原則,是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修正。從文義解釋的角度來看,民法典(包括合同法)的用語是“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適當調整,其目的是對司法權干涉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克制。換言之,只有當事人提出違約金過高的抗辯,相關的事項才應該納入法院審理的范圍,是否予以調整則根據法院審查的情況確定。同時,違約金是合同的組成部分,對合同內容的變更,應由提出變更的一方承擔舉證責任,結合證據最近原則,可適當減輕違約方提出違約金調整的舉證程度,但違約方至少應當合理說明對違約金調整的理由,只有違約方提出合理的理由后,舉證責任才轉移至守約方。倘若要求法院對此“應當”予以釋明,而釋明后又不予調整,則必然存在邏輯上的抵牾。

  其次,違約金以依聲明調整為原則,以依職權調整為例外。誠實信用原則為民法的帝王原則,當事人從事民事行為應當遵循,即使其主張權利亦莫能外。我國民法之所以將填補損失為違約責任的原則,既為了防止違約方任意違約,也為了防止守約方利用對方之違約牟取不當利益,其根本目的是促進合同的實際履行。民法典規定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調整違約金,還意味著法院也可以依職權主動調整違約金。倘若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實際損失,而違約方又未提出違約金過高的抗辯,支持守約方的請求若將導致違約責任與違約行為顯著有失公平時,人民法院可根據誠實信用原則依職權酌情調整違約金。依職權主動調整保證了當事人未進行違約金過高抗辯,而違約金過分高于實際損失時公平正義的實現。既然此時法院可依職權主動調整,則釋明亦顯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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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魏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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